材料一：武昌起义打响的这一枪，应该说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让清朝退位，我们就结束，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

——摘自傅国涌《谈出来的民国：回望1911年辛亥革命》

材料二：地主士绅势力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农村的直接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打击的对象。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地主士绅势力在辛亥革命中竟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基层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有的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有些人却从中捞取了很大的好处，有人对江苏、湖北三十八州县的57位实权人物的个人成分作过分析，其中士绅与立宪派、旧官僚合计为44人，占77%以上。

摘引自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

德高望重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元老。他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就渡过了波澜壮阔和跌宕起伏的一段人生，是近代中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见证人。

董必武年谱

——摘编自《董必武选集》《董必武年谱》等

材料一：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材料二：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是那样贫穷、衰败，任人摆布，仿佛已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有些傲慢的西方人把中华民族看成“劣等民族”。救亡成为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心焦虑关注的中心问题。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时，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迈开大步前进，过上小康的生活，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摘自金冲及《中国百年历程的启示》

材料三：欧洲的两场大战，都由德国人挑起，而德国人似乎应是最为自觉地捍卫欧洲文明的民族。或许不能不说，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本身就蕴涵着一颗毒瘤，它使得欧洲时不时陷入疯颠状态。这个毒瘤，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德国发育得最为完整、成熟，并表现出其极端的形态，也许并不偶然。民族主义是后进国家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现象。德国诗人席勒讲过一个比喻：受伤的民族精神就好像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进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

——摘自秋风《民族主义惨剧为何发生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