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发兵消灭了由巴濮族建立的巴国和蜀国，在其地设立郡县。蜀郡太守张若，进而又“取笮及其江南地”，用秦的典章制度来训其民而齐其政。秦统一后，秦始皇通过军事之威将邛、冉、笮等部族地区，改置为郡县，使其通依朝廷政令而行。并令常頞在郎州开修栈道，即从僰道（今四川宜宾）通往滇东北的曲靖地区。于是汉族文化及其生产技术随之被传播到这里。这就是古籍上说的“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一时期，西南夷地区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反抗地方官府的斗争，政府都坚决平定了叛乱。

——摘编自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

材料二   西汉初年，为解除边境危机，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欲联合他们东西夹攻匈奴。但张骞经历了“困于匈奴”“逃往月氏”“劝说无果”“返程被羁”等阶段，最终在堂邑父的协助下才成功返回长安。尽管张骞一行的目的并未达成，但通过这次旅程获得了有关西域诸国的大量资料，将西域的特色食品、香料、作物等引入了西汉，拉开了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官方交流的帷幕，使得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周边传播。丝绸之路的“凿空”尽管困难重重、险途漫漫，却为举世所称道，意义非凡。

——摘编自欧阳珊珊《古代丝绸之路背景下两汉乐舞文化内外交流研究》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秦朝为华夏与四夷的交流提供两大基础：其一谓物质基础，包括建设首都，设立郡县和修治驰道。秦吞并诸侯便将诸侯宫室仿造于咸阳，成为国家象征，起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精神之作用……秦始皇五次巡狩全国，修筑驰道，将四夷生活的区域与中原联系起来。其二谓制度基础，包括创立法制和设置机构。云梦秦简有属邦律专门调整归属秦朝的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在机构设置上，中央设典客官职，位列九卿，掌管异族归附事务，民族地方设道，“县有蛮夷曰道”。中华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崭新时期，“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

——摘自唐勇《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特征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国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依存，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进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内迁边疆民族从冲突到和平交往，逐步走向交融，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疆域拓展，经济繁荣，民族往来活跃。辽宋夏金元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活跃的时期，与这一时期的战争相比，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更为持久和稳定，呈现出互相交融的趋势。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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