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统治者认为，“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众所周知，汉代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从家庭层面，“父为子纲”，儿子要尽孝；国家层面，“君为臣纲”，臣要尽忠。对一个人来说，忠与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忠与孝的本质是相通的，只不过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是一个孝子、忠臣必须恪守的伦理义务。

——摘编自孔祥安《汉代忠君伦理的发展与强化》

材料二   依照儒家学说，忠、孝是一组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观念，但自东汉后期特别是入晋以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士人的忠君观念逐渐淡化，他们对国家易姓多坦然处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更迭快、寿命短，远比不了宗族源远流长，因而人们很自然地重视宗族，依附宗族，这是宗族决定人的命运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甄静《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材料 在长达数世纪的分裂与战乱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民间普遍信仰鬼神，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各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这一时期的地域性特征愈发突出。地域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经济和政治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族分布和社会风俗等。而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交融，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交融，

——摘编自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