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材料一   春秋时期，王室的文化官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至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墨子继之，其宗旨又在‘有教无类’，故智识平均发展之速率益增”。依附于各阶级思想上的代言人围绕新旧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以及制度建设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争辩，“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杨高男《先秦学术思想发展之概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材料一   这里所能指出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曲折，儒家思想日益融合其他三家，占据主干地位，却逐渐明显和确定。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这种宇宙论系统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绝对君权和三纲秩序本是秦代就有的法家理论，董仲舒从宇宙论的高度确认了它。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材料二   由于三分天下，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三国各有其独立的军事首领。……公元291-311年，政变迭起。当晋朝陷入疯狂的“八王之乱”时，中国的统一就结束了。不仅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分崩离析，而且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都被更强大的少数民族所统治，直至公元6世纪末为止。如何忍受这种状况呢？对于想要忘记困境、从绝望的局面中逃离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追求梦境、美酒等享乐，还能做些什么？……在道家“远游”的恍惚中寻找片刻安宁，这种“远游”就是庄子曾生动地描写过的冥想时的精神遨游。……他们的思想逐渐渗透进社会各阶层，从而为佛教的传播做好准备。他们毫不迟缓地彻底反对儒家基本的家庭范畴，以及其中包含的社会义务、道德信条和礼貌举止，这让他们遭到所有正派人士的憎恨和正直官员的迫害。内战后席卷中国的虚无主义浪潮侵袭了社会各界。或者说，其余波延续了好几代人。

——摘编自【法】白日乐《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