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材料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甘薯，蔬菜作物番茄、辣椒、南瓜等，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各洲。美洲作物外传的同时，也有很多欧亚作物传入美洲，主要有：粮食类的小麦、大麦、水稻；水果类的苹果、葡萄、甜橙、柠檬；蔬菜类的黄瓜、甜瓜、豌豆；经济类的甘蔗等。除农作物外，欧洲移民还把牛、驴、骡、马、猪、羊、鸡等畜禽传入了美洲，或用作役畜，或用于食用。

 ——摘编自《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二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粮，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食粮作物引进中国，最为重要者为甘薯与玉米。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五谷几倍”，初入中国时，地方官员当作歉收时的救荒粮，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两者皆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且不拘土壤与地形，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一变为农田。……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摘编自许倬云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清朝前期，统治者坚持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为此，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美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列宁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既然退却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必须退却。”

——《苏联的共产主义》

材料三：在1933年到1934年初，统制经济这名词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于报刊著作上。国民政府专家罗敦伟认为“九一八”之后，中国“真正求得国难出路的基本方策”应是实施“统制经济”。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者大半是“自由主义的理想者”，那不过是一个“梦幻”，而“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国家都向统制经济途上进展”，如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及日本，苏俄更是如此，各国“差不多是想把政府化为生产的管理机关。”他认为，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之凌乱散漫，社会秩序之纷乱无章，政治社会之变化莫测”，是一剂良方。

——摘编自蔡双全《简析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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