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末年，周王室基于拓殖建城的需求，建立国鄙之制。国鄙之分相当严格，一来以区分身份之差异，二来可以保障国人的安全。野鄙之人可以进城来参与市场活动，进行买卖交易，但不得在城中定居。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划分已无必要，人为的界限便逐渐淡化，终于消失，城乡人口开始对流。国人务农者会觉得住在城里，日间出城到田间耕作，十分不便，不如索性迁居乡野。野部之人，也有进城居住，改操他业者。政治上，国鄙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泯除。事实上，中国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很大，少数的实例是由政府强制执行或加以组织与督导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人口流动是人民自动自发的。

——摘编自赵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

材料二：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后，由于其经济本质完全不同于乡村农业经济，城市又因自治而变成不受领主控制的独立性强的政治主体，再加上矗立的城墙成为鲜明的界限，二者的对立关系也就特别分明。更重要的是，当时城乡人口对流的程度很低，乡村庄园的领主对其属下人口控制甚严，以各种方式防止其逃亡。每年只有少量的人可以从庄园成功地逃至附近城市。庄园之人在逃至城市后经过101天未被领主抓回，便被承认为自由人，具有市民身份，可以安全地长居于城市中，市民在法律和各种选择上是相对自由的。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城乡关系的转型》等

材料  周初分封以后，周朝将国家分为一系列政治单元，包括王畿和被分封的各诸侯国。在每个单元中，又有国与野之别。被封者率本族族人到达封地后，要建立一个名为“城”的军事据点（后来通常成为封国的都城），逐渐由点向面扩展，完成对封地的控制，这种城（包括其近郊）也被称为“国”，“国”以外的广大田土则称作“野”。国、野的居民分别称为国人、野人。国人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其上层即贵族。占国人大多数的下层成员皆属于平民，他们被置于宗法制控制之下，有自己的职业并承担军赋和当兵作战的义务。遇有“国危”“国迁”和“立君”等重大问题，国君要征询国人的意见。野人是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居民，包括殷商等古老部族的后裔、周边民族成员及流亡人口等，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得到了保留，在贵族统治下虽受到较强的人身束缚，但身份不同于奴隶。作为井田制下的农业劳动者，野人以助耕公田的方式为国家负担劳役。从春秋时期开始，国野制出现破坏迹象，国人和野人逐渐合二为一，成为专制政权下的编户齐民。

——据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等

材料：在古代中国，家族的祠堂祭祀、乡约、族规、家法和家谱，是社会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基础，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法律并不很细致的情况下，会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秩序，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在支持它，组成一个一个的社会单元。

——摘编自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材料反映了学者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对此认识请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说明理由（要求：逻辑严谨、结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