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初期，李悝作《法经》六篇，其主要内容包括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镇压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惩办“盗贼”的办法，惩办盗取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越城逃跑、赌博、贪污、所用器物超越等级的惩处方式，以及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法经》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也成为秦汉法律的样本。魏文侯不但以李悝为相，让其主持变法，还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变法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国家。 

 材料二：楚国是战国初期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衰弱。楚悼王即位后，楚国接连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楚国丧失了大片土地。楚悼王用重礼贿略秦惠公，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得以与魏、赵、韩讲和。楚悼王很想进行改革，振兴国势。恰巧在这时，吴起因在魏国遭到排斥而来到楚国。楚悼王立即任命吴起为宛（今河南南阳）守，把守北部边境，成功抵御了韩、赵、魏的进犯。之后，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古代，无论东方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精彩的片段，比如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墨子和公输班的辩论。西方同一时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其舌辩逸事勾勒了人类文明史上雄辩与诡辩、逻辑与反逻辑的起点。

——摘编自李雪颜《宋元舌辩智慧》

材料二：辩论之风不仅在中国，古希腊亦蔚然成风。在古希腊，人们拥戴能言善辩的人为“智者”，当时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能言善辩，亚里士多德专门著有《辩论篇》《辩谬篇》讨论辩论术。论辩在先秦既是统治阶层内部劝谏的主要方式，也是诸侯国间利益争夺的手段。战国是士阶层最活跃的时期，游说是职位晋升的平台，口才是博得君主赏识的基础，争辩之风盛极一时。

——摘编自魏玮《从先秦寓言到俗赋》

材料二：封建制度即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领土范围内，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代表或占有、夺取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由地主贵族……男爵或主教或主持（即庄园领主或封建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赋税的制度。在这样一个政体里，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王座只保留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缩成为一个阴影而已。……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摘编自[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

材料三：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希腊的理性传统，在实验科学、医学、化学、数学、天文等各方面取得了领先全球的成就。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图斯双圆”理论出现在300年后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现代天文学家中的很多名称和术语来自阿拉伯天文学家，欧洲语言中的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从12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哲学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又重新译成欧洲各种文字，欧洲人才重新听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接触到真实的希腊古典哲学著作。从阿拉伯世界涌来的知识潮流，给欧洲带来了向心灵解放的“大跃进”，促进了发展自由思想的伟大进步，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也是经阿拉伯人之手，逐步传入西欧。

 ——摘编自蔡德贵《中世纪阿拉伯人对哲学和科学的贡献》

材料四：拜占庭帝国陶醉于已有的辉煌成果，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无视西欧城市出现后悄然兴起的文明新因素，更不屑于学习和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和长处。拜占庭人认为，他们的职责在于保存祖先的遗产而不在于创新，这种封闭保守的心态持续了若干世纪之后，拜占庭文明终于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摘编自朱寰《世界中古史》

材料二：商代的方国是建立在武力强制基础上的结合关系。西周各诸侯国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周天子的授予，诸侯本人的地位由周王册封。周天子的分封使得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和行政建制上的保证措施，周天子与诸侯间形成的是一种较为固定的君臣统属关系。诸侯国在建立之后，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与西周王畿相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 实际上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了趋同的文化和政治观念，并在相近的观念

下逐渐产生了对周王室的认同感，实际上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打下了一定基础。

——摘编自《高中历史教学中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相关内容探析》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材料三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幅图片和文献史料

图一：战国形势图   图二 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货币“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

材料四：周朝建立后，以血缘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来自东夷部落的秦人先祖，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受到挤压，迁往西陲之地，与西戎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冲突、交流、融合，新的秦人逐渐形成。秦人在崛起过程中，逐渐融入到夏、商、周以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同时还不断吸收了四周戎狄部族，扩大了华夏族范围。春秋战国以降，周天子式微，诸侯征战不断，客观上加强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