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孝”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为了感恩父母及长辈的生育抚养，表达崇敬和哀思之情，日久天长，便产生了“追孝”“孝享”“孝祀”的观念。先秦儒家思想以“仁”为本，而“孝”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孝”具有三重内涵，即“事亲”“事君”“立身”，三者层层递进，逐渐深化“孝”的内涵。“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作为“孝”的起点得以实现。“保身”之后便是“事亲”。“事亲”则源于人所具有的“亲亲”之性。孟子认为“亲亲，仁也”。“事亲”的深化即是“事君”。通过“事君”，个体能够对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贡献越大，人民越拥戴他，其所获得的荣誉就越大。这种荣誉是通过其身体力行的实践获得的，出于身体所具有的血脉的延续性，这种荣誉可以加诸父母，父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严，也可以视为子女关爱父母的一种方式。在此含义下，“保身”即是“保国”，“保国”即是“保身”，故而“保身”是孝，“保国”也是“孝”，个体之“身”与全体之“国”变得不再有区分，形成了真正意义的“身国一体”。

——摘编自李哲奇《“孝”的三重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   董仲舒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三纲”学说，确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的伦理关系，孝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汉代“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统治者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同时，将《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创立“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使得孝道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通过宣扬一些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范例与行孝的“楷模”，如“卧冰求鲤”等来使人们效仿，使人对封建伦理绝对服从。这种对孝文化的异化表现在“孝感”和“孝义”的提出。所谓“孝感”，是说人之大孝，可以感动上天，降福于身；不孝，则会受到鬼神的惩罚。从《魏书·孝感传》开始，人为地编造出大量“孝感”一类的故事被载入“正史”，并广为流传。也出现了诸如《白话百孝图》里关于舜的“鸟耘兽耕”感人故事、孟宗为母“哭竹生笋”的愚昧行为。

——摘编自张宏书《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嬗变》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

材料   孔子是好学的师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在《论语·子罕》中提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强调教师要做“君子”式师者，提高自我道德境界，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以德教人、育人与化人，因而师者应如君子般“修己以敬”。针对如何引领学生的德与行，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待生之道方面，孔子常告诫自己：“学无常师”，要“不耻下问”。他强调不论出身尊卑、贫富贵贱，聪颖愚钝，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而为师者都应该教之、化之、育之。在孔子看来，师者传道于弟子，同样可以向弟子学习，教与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不倦育人，为教育躬行实践，其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不论为师之道，还是待生之道，孔子师德观皆体现出以“仁爱”为核心，以“立德”与“树人”为本质的精神，其促使孔子成为古今为之歌颂的教师典范。

——据《论语》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