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

材料：

——摘编自郭成伟、马志刚《近代中西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之比较》

从表4中提取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相互关联的信息，确定主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自拟主题，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

材料一  政府发起的自强运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资助，外国人及其企业如银行、贸易公司和工厂也主要分布在这些港口和租借地。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往往在外国人或中国企业家的工厂里聊以度日，越来越多的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和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工业成长，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发表，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菁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戊戌维新运动能在一向闭塞的中国社会激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波澜，是因为它适应着当时众多的苦苦寻求救国出路的人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答案。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戍戌雏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素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新青年》第7卷第6期、第8卷第1期关于劳工状况调查报告汇总表

资料《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材料一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不断传入中国，客观上助推了中国音乐观念的变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掀起“新民”思潮，受此影响，音乐界兴起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音乐启民思潮”，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近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音乐教育缺乏基本的普及性与广泛性。于是，一些学者提出“教育权利大众化”“教育平等”等理念，许多音乐界人士大力提倡音乐教育走向普罗大众，音乐教育平民化思想不断兴起。

——摘编自汪鹏宇《论中国近代民众音乐教育》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蔡元培等人推动并建立了专门从事音乐师范教育的机构，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学校”，该校面向社会招生，音乐教育成为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适应社会新思潮，一批新式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其中既有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各种地方戏曲、民族器乐的业余音乐社团，如“大同乐会”“德音琴社”“文明雅集”，又有由音乐教师、学生组织的新的音乐社团，如上海中华美育会、国乐改进社。这改变了只有所谓“贵族”才能享用音乐的历史，对封建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五四”之后，音乐越来越走向人民大众。

——摘编自董影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国音乐的平民化影响》

材料一   与戊戌变法相比，长达十年以上清末新政，无论就这一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新政各项政策在社会和地方各层面产生的消极和积极的后果而言，它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新政运动在教育、军事、财政、法制、路矿、实业、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各方面的广泛展开，引起了从革命派、激进立宪派、温和派到保守派和儒家的原教旨派相当激烈的反应和政策思想冲突。从当朝权贵到地方督抚，从留学生到破落的塾师，从农民、士绅、商人到洋场买办，纷纷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不同的言论，彼此针锋相对。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也都积极调动各自拥有的社会资源来影响决策。

——摘编自萧功泰《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但在执行过程中无力解决“新政”所需资金，只能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新政”曾下令废止清朝长期实行的捐官制度，但实则一直存在，这就降低了官员的素质，助长了腐败……清末“新政”没有挽救清政府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自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