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材料二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后改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二：唐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新唐书》

材料三：凡军国大事，则令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太宗)始中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资治通鉴》

材料一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二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雍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恕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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