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中期，雍正帝接受内阁学士吴士玉的建议编练保甲，“凡城市、村落、堡镇皆度其道里之远近，居民之疏密，设乡正、里长若干人，使各纠察其地之奸非，而相劝以敦本励行”。改革之后的清代保甲制度融合了里甲、保甲、乡约、社等各种；村职役的基本职能，其承办的事务主要包括承催粮租、稽查贼匪、防护堤埝、稽查命盗、帮办差务，乡里组织俨然成为官府在乡村社会的总负责人。清代乡里组织的职役人员要接受地方官的任命、考核，被称为“在官人役”，同时他们大多由村民推举、具保，接受村民监督，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地方事务日益繁剧，保甲职役人员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逐渐把保甲等职役看成维护社会秩序，沟通国家、地方官与民间社会的重要渠道。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构其得失》

材料二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4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向全国。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10保以上为乡镇。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来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来满两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成，绝大部分省份均以《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并根据地方实际制订了地方编制保甲之规程。

——摘编自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接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经过调整和1987年撤区并乡以后，1988年12月全国共有乡（镇）政府698万个。“社改乡”和“队改委”完成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结构——“乡政村治”。

——摘编自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材料一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 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 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摘编自黎堂斌《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发展》

材料二   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国民丰富的法治观念和发达的契约精神。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人伦政治思想。 民初政党组合也“往往以个人之感情，强为牵合，而未尝以一定之党纲相号召，党员之中知所谓本党政纲者百无一个焉”。 梁启超观察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提出，“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各政党的经费不像西方政党主要来自企业界和私人的捐助，而主要源自行政拨款。可是，政党得到的行政拨款十分有限，许多政党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资助，在政治上也就不得不迎和袁世凯。

——摘编自邓亦武《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

材料一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各种政治团体大量涌现，数量多达300多个。但是，在这些党派中，除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之外，都是些小党小派，往往因为缺乏活动经费，挂个招牌、发表一份宣言就没了下文，旋生旋灭。在晚清旧制度框架上匆忙搭建起来的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均剥夺了妇女及穷人的选举权，不动产较少的小商人也难以获得选举权，最后全国仅10%的人口获得选举权。许多党派为了争取选票不择手段，无论投机分子还是封建余孽，只要投本党的票都欢迎加入，并且不惜金钱收买选票、笼络本党党员。

——摘编自宫捷、陈艳《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科学认识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用，确定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方针是继续实行合作。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对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清晰认识，有的甚至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我们党仍要继续巩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也作了政治报告，他认为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

——摘编自赵红丽《试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党合作的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