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宪章》共有63条，列举了约翰王必须“赐予”给贵族、教会和所有自由人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

此外，《大宪章》还设计了实施机制：

第61条规定，贵族中将选出25人来监督《大宪章》的实施。如果王室或王室官员违反了《大宪章》，25人可动员起全国力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只有当贵族的要求得到满足和补偿之后，他们才重新恢复对王室的服从。

——摘编自武寅等著《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材料二   “议行合一”是从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展起来的，它指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中国根据此原则，使人民代表大会既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又组织其他国家机关，领导和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联系，“议行合一”原则要求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参与制定国家法律、法规、决议以及决定国家大事和组织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同时，必须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会议的精神，模范地执行大会的决议，把自己置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并协助同级政府工作。国家权力机关组成时依照“议行合一”原则，可以使国家权力机关时刻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指导人民群众执行各种法律、法令，督促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提高办事效率，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摘编自黄立茀等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强调公共理性，却又会因为个人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 商民主力图实现多元一致，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使得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难以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理论建设、制度设计再到有序实践的过程。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 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 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摘编自黎堂斌《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发展》

材料二   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国民丰富的法治观念和发达的契约精神。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人伦政治思想。 民初政党组合也“往往以个人之感情，强为牵合，而未尝以一定之党纲相号召，党员之中知所谓本党政纲者百无一个焉”。 梁启超观察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提出，“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各政党的经费不像西方政党主要来自企业界和私人的捐助，而主要源自行政拨款。可是，政党得到的行政拨款十分有限，许多政党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资助，在政治上也就不得不迎和袁世凯。

——摘编自邓亦武《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