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政府自入关以来，始终面临俄国勾结漠西准噶尔部对边境的威胁。囿于国内割据分裂势力尚存的局势，清政府一方面努力对俄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下令在黑龙江建城驻兵，命理藩院督导官兵种地，并从漠南科尔沁部征调粮食。在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胜利后，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满、俄、拉丁文译本均明确记载“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

——摘编自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19世纪初，欧洲君主国聚首维也纳，通过一系列条约建立了一种定期会议制度，意在解决彼此间分歧，并确保既定秩序不会遭到任何受法国大革命理念启发的民众冲击。……此后，欧洲列强甚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以帮助维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继续统治，并与之签订协议。这一政治秩序在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有着明确边界：前者由五强治下的欧洲组成，直到1914年，那里的和平基本上得到了尊重；后者——核心区域之外的世界，被协调机制所压抑的好战情绪则由中心输出到了外围。

——摘编自[美]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

材料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围，超越了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引自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

——摘编自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材料二：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户部巨额亏空被曝光，计有925万多两存银不翼而飞。1851年9月黄河在徐州决口，到1853年清政府不得不考虑用金融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当年二月，清廷勿勿出台政策，由户部主持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纸币——官票，规定政府各衙门及与政府合作的银钱号须照票面足额对付现银；五个月后，清廷规定地方在向中央缴税时不许缴纳官票，而后干脆不再提及官票的兑换问题。户部直至清末新政时才开始收回地方铸币权，此后中国社会长期受货币供应不足的困扰，以致金融控制权很大程度上受外资银行所主导，中国的币制进一步紊乱。 

材料一    1370年，明政府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许出海”，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海禁造成沿海民众贫困，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勾结倭寇，倭寇之患加剧。1513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活动。151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使者皮莱资得到明武宗的接见。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

材料二    戚继光平定倭寇后，1567年明穆宗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民间商人的出海贸易获得合法的地位。同年，政府颁布“银钱兼使”法令，规定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外国商人来华，在广州、澳门、漳州月港等地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1574年，西班牙人开辟阿卡普尔科（西属墨西哥）—马尼拉（西属菲律宾）—广州等地的贸易航线。1655年后清政府数次颁布“禁海令”和“迁界令”，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于1684年设立江海关（连云港）、浙海关（宁波）、闽海关（厦门）、粤海关（广州）四个海关，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1717—1727年，清政府禁止民间商人前往东南亚，不久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再次实行开海，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等地买卖商品。1757年，乾隆帝下令只准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实行垄断经营。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宁欣《中国古代史》（下册）等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