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二   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

材料三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而中国“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这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以上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一   城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上的独立，形式上的标志就是神庙的建立……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当然，并不是希腊的所有地区都实行所谓的城邦制，有些地区的人们仍然居在广大的农村中，而宗教、习俗上的一致使他们结合为一个类似部落的政体。……由于各个城邦有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其政体的发展也各有特色，有些城邦建立起由少数贵族掌握政权的“寡头政治”，另外一些城邦则建立起相对民主的贵族政治。

——摘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以下是本书中的目录节选。

第一章洋务实权与科技现代化的启动

第二章戊戌变法与科技发展的转型

第三章民国初期政权过渡性与科技繁荣

第四章政党初期政权对科技的推动和干涉

——摘自尹晶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政治建构研究》

材料一   商鞅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时代，认为法是治国的根本。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并明确指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故为治之道，在于更法而治。在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初，面对“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太子带头犯法的情况，拒不变更新法。并依法惩戒太子。结果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在他的法制系统中人民始终处在与法对立的被管制的地位无权参与执法过程。有权执法的只是国君及其臣子，他本人曾公开声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君本位思想是他法制思想的核心。

——摘编自苏振兴《商鞅与梭伦法制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公元前6世纪末当梭伦在雅典改革之时，完全可以夺取政权，建立僭主（该词有时也会被译作“暴君”）政治，但他始终坚持不为，表明了他对法制的尊重和重视，他将立法权归属于全体雅典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并由此打开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大门。在当选为执政官后，他已经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化，雅典平民不仅不愿被奴役，而且要求有政治权利，否则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反抗，因此一举取消了德拉古法典和所有公私债务，并禁止以后以人身为抵押的借贷。梭伦在立法后，许多人去找他，批评法律此条不当、彼条不妥。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创者，梭伦此时却利用其独裁者的地位，强迫雅典人民宣誓遵守法制10年。在这10年中，任何人不能违反他的法律。

——摘编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

材料三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的虚伪性、局限性的批判等基础上揭示了法的本质及一般规律。即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邵凡《基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法治建设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