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争论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四川等地兴起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引起全国性的争论。《人民日报》对此展开了多方位报道。

1979—1980年《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群众来信及社论摘编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应允许继续实行。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争论趋于平息。

提取材料信息，以“包产到户争论·写照”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福建省仙游县莲井大队有1200多亩的荒山。1979年村民李金耀开始承包这片荒山，招聘了20名青壮年当林场工人，根据工人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确定工资等级。从1979年到1981年秋，不到3年时光，他们种植了几百万株的树木和各种作物，昔日的荒山变得一片葱绿。这既为自己和集体增加了财富，也为村里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赞成承包，也有不少人反对。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发荒山的大胆试验》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论。有人认为，李金耀个人创办林场，与联产承包的性质不同，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李金耀雇用了20多名工人，以林场主的身份剥削工人，同外国资本家和农场主无异，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资产阶级剥削行为；也有人认为，李金耀实行的工资制度悬殊太大，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新的“暴发户”。李金耀顶住这种压力，继续林场的生产建设。1983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第1号文件，对农民承包荒山、荒水、荒滩进行开发性生产的做法从政策上给予界定，从而使以李金耀为典型的山地承包开发浪潮迅速掀起，波及全国各地。

——据蔡天新《李金耀：全国第一个承包经营荒山的农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荒山承包问题的争论进行解读。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主体变迁历程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

根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的五个阶段变迁情况，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董必武《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1949年8月）

材料二   自1953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均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根据1953-2009年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

材料一   国家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一直都是相辅相威、互相促进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逐渐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根据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分为3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农业政策，工业化初期规定在土地归农户所有前提下施行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济，农业发展目标是恢复农业生产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实行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目标是积累原始资本；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等，实行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和多元经营，农业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和保障食品安全。

——摘编叶伟娇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对农业投资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材料二   如图是1949-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材料   下面是西方报纸、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描述。

1979年

美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被‘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1985年

英国《金融时报》：“在全中国，即使是很小的工厂，也在寻找外国合资者，以帮助他们实现企业现代化。”

美国《新闻周刊》：“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1993年

美国《纽约时报》：“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1999年

美国《财富》：“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2005年

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世纪”为总题，“未来属于中国吗？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

——摘编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