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汉代统治者奉行重农积谷的国策，粮食被视为“天下之大命”的重要战略物资，采取了“务氏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的政策。汉代还实行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同时，汉朝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大批的粮仓，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粮食仓储体系。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政府多次进行“反田”，限制土地兼并。

——摘编自张喆、戚亦农《试论汉代国家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2. 材料  汉文帝即位之时“汉兴二十余年”，拥立大臣们如周勃、陈平等人对汉文帝既存期待之心，又有考察之意，随时可以废立皇帝。决策层一方面，“多质（朴实、粗野）少文（文化）”，缺乏“为国远虑”的谋略，另一方面，“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看不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反对“纷乱诸事”。汉文帝首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闻河南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少年贾谊，“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即使贾谊触讳，也不予怪罪。袁盎其父“故为群盗”，其本人曾“为吕禄舍人”，“遇孝文初立，资适逢世”官至中郎将。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纳言与求才并重，成为选才与决策的一种制度。

——摘编自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

3.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西汉宣帝（前91年—前49年）亲政后视“霸王道杂之”为必须遵行的“汉家制度”。因出身微贱，知道百姓对贪腐官员切齿痛恨，所以他在诛杀一批地位很高贪污官员的同时，还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对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对郡守级官吏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曾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诏令分给“流民还归者”公田，贷给种子与食物，并不要他们出算赋和给徭役。他的“厉精为治”取得了卓著的文治武功，被誉为“中兴”君主。但宣帝为了打击霍氏集团的权力，任用外戚、宦官，统治后期贪图奢侈逸乐，“颇修汉武故事，官室、车服盛于昭帝”，也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埋下祸根。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