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四十，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相互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吊唁。
钱玄同一生狂放不羁。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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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做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