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五”计划实施前后，全国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蔬菜供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53年，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后，农村工作部强调大城市郊区的农业生产应以生产蔬菜为中心，引导菜农有计划生产。1956年3月，国务院决定，大中城市的蔬菜供应由商业部统一经营管理，商业部下设中国蔬菜公司具体负责经营，从而形成了部分大中城市蔬菜统购包销制的基本形式。

——摘编自陈礼军《新中国城市蔬菜供应体系变迁的历史考察（1949-1965年）》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城市几乎都存在蔬菜供应紧张的问题。1984年10月，国务院强调“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1988年4月，上海市开始实行“双轨分流”试点改革，一部分蔬菜由购销站经营，执行规定的价格，亏损由国家承担；另一部分蔬菜由交易市场经营，自负盈亏。1988年5月，全国十城市蔬菜体制改革会议召开，强调要更多地用价值规律来指导蔬菜生产和供应。这些改革

措施的顺利实施，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对蔬菜的需求，而且提高了菜农的收入，为蔬菜供销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林升宝《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蔬菜供销问题及其应对》等

材料一   秦汉至隋唐的县令直接参与户籍的编制与赋役的征发，尤其是对编制户民逐一貌阅，即外形（如身高）、身体特征（如色黑）等仔细检核。户籍内容的更改必须取决于县令。明朝编造户籍，将中央印发的格式分发各户，各户将本户人丁、田产依式填写，然后逐级上交。各级行政长官需亲自检核户籍内容项目准确无误，若有隐瞒之事，要处以死刑。《大清律例》规定：“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

——摘编自夏春涛《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1984年，户籍坚冰出现首道裂缝：是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户籍改革在2002年以后，一些省市就有了实质性举动。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全面实施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中国户籍制度进入“一国一制”阶段。

——摘编自胡鞍钢《中国户籍制度转轨路径透析》

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我国银行业也随之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1979—1984年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大一统”的单一银行体制。与之相适应，财政对国有企业不再拨款，改由银行贷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股份制银行也掀起了第一波组建开业的浪潮。2003年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新的跃升和发展。

——摘编自樊志刚《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