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587年“并无大事可叙”。学者黄仁宇却从此年入手，剖析明中后期社会，写成《万历十五年》。

该著作涉及的重要人物有：

时年24岁的万历皇帝。他一方面依赖内阁，另一方面又以司礼监太监加以牵制，后来创造了近30年不上朝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史上“荒诞奇迹”；

已经去世了5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生前虽然守住了内阁只是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的底线，却把内阁政治演绎得有声有色；

在这年去世的的名将戚继光。他曾在浙闽粤沿海大败倭寇，保卫了东南海防；

在内地已成功定居了4年多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从欧洲出发，经过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活跃于广东一带。

——据《万历十五年》编写

材料二：玉米、番薯等“种出西土”，在不少地方开始种植。

——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等

阅读材料，联系所学知识，简述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形态，并分析造成政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材料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从材料中提炼出一条明长城与秦汉长城不同的信息，并概括信息所反映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信息明确、问题清楚、史论结合。）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朱棣登基之后，设北京行部，设尚书、侍郎及礼、户、吏、兵、刑、工六曹郎中等职，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将其原辖府、州、县改属北京行部。又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统辖60余卫的兵力。并添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将顺天府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与应天府相同。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在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朱棣颁布迁都诏。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宣布迁都正月元旦，“御奉天殿，朝百官，诞新治理”。

——摘编自夏维中《明朝迁都六百年：“永乐北迁”的历史回顾》

材料二   1928年6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北伐获胜，攻占北京后，北方的阎、冯指使一些北方派文人制造舆论，要求中央政府北迁。南方的蒋介石则借中央政府名义，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同时，让其谋臣策士连连发表文章，坚持建都南京。由于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又掌握大量宣传机器，且有“总理遗训”的“尚方宝剑”。在国民大会上，蒋介石提出“请求定都问题不必列入宪法”，张群等提请删去宪法草案第七条“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首都”，最终建都之争以这种方式结束。

——摘编自陈良飞《定都与迁都：中国历史的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它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赋与人才资源，并拥有统治全国的合法性，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所依赖的“核心区”。下列为不同时期王朝统治“核心区”示意图。

材料一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据吴晗《明史简述》《吴晗论明史》整理

材料二   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美】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材料三   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成祖迁都北京，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解决了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使"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