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杭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评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诸悉，是以命大臣等向尔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

——摘编自《清高宗实录》

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清仁宗实录》卷320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材料一

清政府自入关以来，始终面临俄国勾结漠西准噶尔部对边境的威胁。囿于国内割据分裂势力尚存的局势，清政府一方面努力对俄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下令在黑龙江建城驻兵，命理藩院督导官兵种地，并从漠南科尔沁部征调粮食。在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胜利后，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满、俄、拉丁文译本均明确记载“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

——摘编自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19世纪初，欧洲君主国聚首维也纳，通过一系列条约建立了一种定期会议制度，意在解决彼此间分歧，并确保既定秩序不会遭到任何受法国大革命理念启发的民众冲击。……此后，欧洲列强甚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以帮助维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继续统治，并与之签订协议。这一政治秩序在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有着明确边界：前者由五强治下的欧洲组成，直到1914年，那里的和平基本上得到了尊重；后者——核心区域之外的世界，被协调机制所压抑的好战情绪则由中心输出到了外围。

——摘编自[美]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

材料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围，超越了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引自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

材料一：

明清两代时期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得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古代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俄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