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6%，都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人口1%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总量与质量上相较之前的朝代都有较大的提升，市民阶层壮大与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人口的增殖。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鼓励人口繁衍。特别是康熙晚年实行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同时，清代疆域扩大，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被纳入人口统计与户口编审的范围，人口统计范围的扩大使人口数量得到极大的增加。

材料二   明代人口达到2亿之时，全国不少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 而清代在此基础上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主要的增产途径就是增加耕地的面积，进入山地、丘陵地区开垦拓荒，加上外来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全域性的开发，如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晚清汪士铎面对中国四亿人口曾哀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州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清中叶后民变起伏。超量的人口导致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对边疆土地的开发导致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原少数民族地区，并与之争夺生存空间，激化了民族矛盾；因人口增长压力导致的人群流移成为清代中叶后社会的常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蔡欣《探究明至清中叶人口增长的特点、原因与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建国伊始（洪武元年正月）颁行的《大明令》，对于庶民房舍的等级规定：“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饰”。【《大明令·礼令》】

明末，江南的富商“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顾起元《客座赘语》】

住宅内的装饰和家具的质材日益讲究，皇室、官民四处伐采。山西祁县“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天若暴雨，……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

——摘编自姜文川《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住宅僭越为例分析》

材料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明代财政收入情况表

——摘《明实录》

材料二：《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频繁。

——据《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