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在熙宁年间对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内容主要是与变法密切相关的官僚机构和人才问题。王安石对一些闲散机构未加裁除，而是依照循名责实原则部分地恢复其职掌，如兵部原仅管文书，变法中成为推行新法的阵地，可以“教阅诸路保甲”。同时设置新机构，如制置三司条例司，它名义上是理财机构，实际则是主持变法的总枢纽，为“中书之外又一中书也”。为减少变法的阻力，对老弱无能者给以照管宫观等闲差，对反对派对采取调离中央或降黜的方法而极少免官。王安石还主张高薪养廉，尤其是大幅提高基层官员的俸禄。王安石认为整顿官制要从官员的培养、选拔的源头抓起，熙宁四年，王安石下令改革科考内容；力图选拔一批改革人才。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材料二   今介甫（编者注：王安石，号半山）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司马光《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

材料三   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熙宁官制改革的特点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三及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与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并分别说明理由。

材料一   北宋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久旱。汴京城的安上门监（京城看门小吏）郑侠绘制《流民图》，并进言：“窃闻南征北伐者（用兵河湟，对峙西夏），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如陛下行臣之言（停止熙宁变法），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整理自《宋史·郑侠传》

材料二   “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程颢）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变法施行后）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

“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保守派）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

——摘编自程颢、程颐《二程集》

材料三   由于改革派多来自当时已进入货币经济运作的南方社会，将劳役改为纳钱，借贷融资给农民和中小商人，甚至由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构想与做法，都是因应这种新经济情势而起。但是南北经济的发展并不平均，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不深……而且偏重开源的做法的确几近为政府敛财，在实际执行上又不能完全禁绝官吏舞弊……再加上官僚为求业绩表现，强迫不想贷款者贷款。遂使得行政技术上的问题，也成了新法扰民的口实。

——陶晋生、黄宽重、刘静贞编著《宋史》

材料：宋高宗即位之初，将亡国罪责由蔡京上潮至王安石，但是宋高宗与靖康时期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士大夫们反对王安石“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已者取，异已者黜”。而高宗以为，王安石变法轻启边衅，导致蔡京、童贯连年攻打西夏、吐蕃，而后又与女真人订立海上之盟谋取燕云，彻底变乱了祖宗确立的和戎之法，最终导致靖康之难。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子以激烈的批判，他们指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一是王安石新学“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王安石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思想理论根源。宋理宗在淳祜元年（1241年）下诏，撒销王安石的官学地位，代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从而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从儒家正统系列中排斥出来。

——摘编自李华瑞《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