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材料一：一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华盛顿体系和远东太平洋秩序，但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维护亚太秩序上很少有所作为。1931年，日本精心制造“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美国在远东多年营造的“华盛顿体系”。事变发生后，虽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等人主张“华盛顿会议的新秩序决不容忍像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野蛮侵略”，但总统胡佛却认为美国不应该单独冒险去“刺激老虎”， 他指责史汀生“更像是斗士，而不是外交家”。随后，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美国虽然采取“不承认主义”，但在行动上却是竭力避战保和。

——摘编自刘建华《美国亚太政策的交替演变及其动因探析》

材料二：亚太地区多年来都是世界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首次提出“要牢固工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成为业太各国和地区组织合作的目标与方向，取得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生效、中国与东盟关系提质升级、“布城 愿景”等重大进展。

材料：“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时代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科学概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多对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呈现为六个方面。

——摘编自陈向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