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公元779年，日本遣唐使布势清直被派往中国进行考察。公元781年回国前，他应邀旁听朝会，听到户部尚书向皇帝奏报，今年朝廷的财赋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盐利不在此范围内），比前几年财赋收入增长显著，他感到非常震惊。会后，布势清直对唐朝实行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准备回国后向日本天皇汇报。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为遣唐使布势清直拟定一篇汇报提纲。（要求：主题明确，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一   刘秀注意到调节田赋征收的意义，重视采用这一方式缓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公元30年，在全国战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刘秀下诏宣布：此前因为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军费用度不足，因而实行什一之税。现今军士屯田，粮储有所积蓄，“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这曾是汉文帝时代实行的田赋制度。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在唐代中期，失去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已经有很大数量。农民逃亡，政府一般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于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正式公布，主要原则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在当地上籍征税。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官僚富豪破除籍贯，逃避租唐调，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享受轻税优待。另外，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是以财产和土地为主，并且越来越以土地为主。征收原则由按人丁改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一定的好处。

——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