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公元779年，日本遣唐使布势清直被派往中国进行考察。公元781年回国前，他应邀旁听朝会，听到户部尚书向皇帝奏报，今年朝廷的财赋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盐利不在此范围内），比前几年财赋收入增长显著，他感到非常震惊。会后，布势清直对唐朝实行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准备回国后向日本天皇汇报。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为遣唐使布势清直拟定一篇汇报提纲。（要求：主题明确，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自西晋末年以来，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彻底崩溃，直至北魏统一北方，无主土地和荒地仍大量存在。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政策将土地和劳动力重新结合起来，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则为均田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另外，北魏早在建国时就曾实施“计口授田”的政策，将土地分授给民户耕种，这为后来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二   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可耕的官田和无主荒地，都被转变为私田。国家掌握的可用于均田分配的土地逐渐减少，农民受田的数额愈发严重不足，逐渐丧失了继续实施均田制的条件。高宗武周以来，战争不断，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使得“天下户口，逃亡过半”，致使户籍失真和管理混乱，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无法有效地推行下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赋税制度也无法维持，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宰相杨炎及时向德宗提出了一种新的赋税制度。

——整理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材料三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一     中国处于单一政权的统治之下是常态……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材料二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班固等《白虎通·三纲六纪》

汉末魏晋时期，经学之风的深刻影响对社会秩序和人伦纲常造成了重大破坏。

——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长江流域原本“刀耕水耨”的原始耕垦方式逐渐得到改变……越来越注重精耕细作。东晋政府鉴于江淮地介南北之间，适宜在水稻收割后安排三麦（旱作物）的种植，以济匮乏，于是下诏：”……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

——徐臣攀《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

材料四     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富。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

——摘编自《洛阳伽蓝记》

材料五

材料一：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