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澳Ⅰ号”沉船所载瓷器，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青花瓷大盘和带盖青花瓷钵是代表性器物，属于外销瓷中的常见类型。从沉船的货物来看，“南澳Ⅰ号”沉船的始发地极有可能是福建漳州月港。南澳海域位于闽、粤、台交界海面，自古以来即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该地“番舶寇舟多泊焉”，时荷兰人称其为“好望角”，可见当时南澳海域航线之繁忙。

——摘编自崔勇《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材料二   沉船中漳州窑瓷器的图案，均模仿自嘉靖、隆庆之际景德镇青花装饰。沉船中景德镇瓷器的年代，上限为嘉靖年间，下限不晚于隆庆年间，这表明“南澳Ⅰ号”极可能是隆庆开海不久的一艘沉船。沉船发现的位置，处于漳州至马尼拉航线的初始航段。菲律宾是迄今为止发现漳州窑瓷器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特别是菲律宾发现了许多与“南澳Ⅰ号”出水的漳州窑、景德镇窑瓷器相同的产品。

——摘编自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

材料三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千余年来掩埋在海底的沉船不计其数。这些古沉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保护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提供了法律依据。

——摘编自赵亚娟《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古沉船》

材料一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相当悠久，汉武帝时期已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大鸿胪寺，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外务机构人员中已有专职翻译官。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汉代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汉朝对外贸易通道除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商道交会，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去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运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

——摘编自倪方六《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在明成祖支持下，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郑和下西洋途经多国，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各国友好往来，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一  成书于西晋的《博物志》有云：“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后不久，便下令改胡瓜为黄瓜，改胡麻为芝麻，改胡桃为核桃或羌桃。

材料二  荔枝原产于中国。1583年，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对荔枝已有记载。1637年，英国旅行家蒙迪在澳门品尝过荔枝。1810年后，葡萄牙人把荔枝引入巴西、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新大陆的猪、马、羊等牲畜，也都是从旧大陆引进的。当时人戏称：有三大动物引领着大征服——西班牙贵族、猪和马。哥伦布的船队里有猪，猪在新大陆上岸后，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的商业经营形式被引入中国。1865年，英国在香港开办汇丰银行，并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支行。

——《历史·选择性必修一》

材料三  考虑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在推动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应对未来金融危机和其他外部冲击的能力；认识到基础设施发展在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文，也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历史·选择性必修一》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