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当我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贝格尔号环航世界时，我曾在美洲看到有关生物的地理分布以及现存生物和古代生物的地质关系的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通过自然力量的选择，即通过最适者的生存，我觉得生物的变异量是没有止境的，一切生物彼此之间以及与它们的物理的生活条件之间互相适应的美妙而复杂的关系，也是没有止境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
材料二：一些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家抓住这一完全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观点，用其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依据它解释强与弱的区别；成功的个人和种族已经在自然界取得竞争优势，并因此进化到比其他适应性较差的人种更高的状态，在这一推理的基础上，斯宾塞等人证明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世界是自然科学法则不可避免的结果。
材料三：1875年前后，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有了巨大差别。……非常凑巧，当时所有重要的非欧洲帝国都处在衰落之中。它们的统治者从自己的臣民群里只能得到最微不足道的支持，像18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瓦解，使英国人有可能在印度进行接管。同样，19世纪土耳其苏丹、伊朗国王、中国皇帝和日本幕府的腐败无能和昏庸无道，都使得欧洲人的入侵轻易获得成功。
材料四：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