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后汉书》卷32《樊宏传》载：（宏）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水经注》卷29《比水》载：“仲山甫封于樊……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晋书》卷69《刁协附刁逵传》载：（刁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摘编自《乡村振兴：从魏晋时期士族庄园与中世纪西欧庄园中寻找启示》

材料二   建安十五年（210年）交州治所移治番禺。黄武五年（226年），初置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番禺。六朝定都于建康（业），广州治所番禺距建康较近，北上逾大庾岭沿赣江入长江即达建康。并且，随着大庾岭道逐渐成为3-6世纪越过南岭的主要通道，岭南主要通道的东移，加上时江左人南下和军事上的需要，“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粤东沿海道也逐渐兴盛。魏晋南朝时，广州成为南海丝路的重要始发港。广州居三江之汇，北江、西江、东江交通方便，粤东海路也可达江左，故沿江和沿海多南迁之民。而居于三江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低平，土壤肥美，无疑成为南迁人口的聚居中心。随着岭南政治中心和交广两州的分置，加上广州政治清明，因此，广州治所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都会。

——摘编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丝路的发展—广州：岭南陆上丝路的中心》

材料一   西汉政权为了有效抑制私营商业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集团运用“轻重”论的经济学说，决定由朝廷垄断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事业。首先垄断铸币权，由中央铸造法定货币五铁钱通行全国，控制商品流通的中心环节。接着垄断盐、铁、酒的生产和销售，还试图垄断经营海渔业。而且封建国家对无法垄断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采取官府直接经商的办法，即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于是，西汉政权进一步控制了商品市场，排挤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并获得广泛的商业利润，无形中钳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东汉社会经济演变的另一种趋势是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由于东汉时期仍然承袭西汉前期制定的赋税制度，轻田租而重人口病，所以随着东汉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使租税剥肖朝着“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趋势流化。东汉政权为了挽回“优饶豪右”和脱籍流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残酷地盘剥贫民，致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加上东汉时期连年遭受水、旱、风雹、蝗螟之灾，导致越来越多的贫民破产流亡。因此社会经济衰退，全社会商品购买力急剧下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   西汉后期，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社会矛盾加剧，“改制”呼声高涨。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王莽代汉创立“新”朝，以《周礼》为依据进行改革。“新”政权建立前后七八年间，推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铸错刀、契刀、大钱，与五铢钱并行。三种新铸钱币的含铜量与五铢钱差别不大，但兑换价分别为一比五千、一比五百、一比五十。公元9年，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另铸造小钱，与大钱并行。公元10年，推行总名为“宝货”的货币，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质地、形制各不相同的六大类，共计28个品种，相互间兑换标准复杂。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重二十五铢的“货布”与重五铢的“货泉”。“每一易钱，民用（因此）破业，而陷大刑”。币制改革与王莽的其他改革，均告失败。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