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茶叶是四川销往藏区的第一大宗商品，是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媒介。

材料一   明清时期，川藏地区的茶叶产量、销售量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据统计，当时的茶叶年产量达到数十万担，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区。其中，川茶产量最大，而且品质上乘，成为川藏茶叶贸易的主要来源。明代川藏茶叶贸易的模式有三种：官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和边引贸易。至清代，官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退出川藏茶叶贸易，边引贸易成为川茶销藏的主体模式。由明及清，川藏茶叶贸易史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往南、再向西转移的过程。在茶叶贸易的带动下，内地与各藏区的商品交流日益频繁，渐趋发展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共同体。

——摘编自何强《明清时期川藏茶叶贸易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二   通过陕西商帮及其他商帮、青藏土司、头人和寺庙代理人等的贸易推动，陕、青、藏商品流通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对汉藏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通过绵延500年之久的明清汉藏茶叶贸易，使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黄河、长江及其周围汉水流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雪域文化、岭南文化等）和各民族（包括汉、藏等）文化发生持续的交流、竞争和融合，呈现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

——摘编自刘立云《明清时期陕川藏贸易研究》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等《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一   甲骨文对商人的农事活动有大量记载，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农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卜辞的“田”字中间的横竖笔划往往不止一道，象征着大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的阡陌、沟洫，表明当时在土地的整治、管理上已较有规划。卜辞中所见农作物有黍、稷、粟、麦、稻等许多品种。文献所载上古的主要翻土农具为木制的耒、耜，它们在卜辞中都一再出现。根据文字字型来推测，卜辞中可能还反映出施肥、贮藏粮食、酿酒、园艺培植、种桑养蚕等方面的内容。关于畜牧业，后世所谓“六畜”，即马、牛、羊、豕、鸡、犬，在卜辞中都有反映，同时还有大量狩猎、捕鱼的记载。

材料二   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开始出现，牛耕逐渐推广，水利事业发展，这都使农作物产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与此相联系，各国对公社农民的人身控制有了很大加强。过去农民除耕作公田外，与国家发生关系很少。现在土地已由农民长期占有，履亩纳税，而且随着国、野划分的泯灭，农民往往还要为国家承担兵役，国家为保证财源、兵源必须加强对基层人口、土地的控制，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保持对公社的松散控制而已。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邓广铭、田余庆等著《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