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末年，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异军突起：建立了大一统王朝，泰国的崛起是制度的胜利。《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还记载：“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河南地”，“发诸尝适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但秦朝仅经历“两帝一王”的短短14年就灭亡了。

——摘编自陈忠海《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朝的统一与速亡》

材料二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一   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均输平准，也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召贤良、文学赴京师，“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侯家驹著《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汉代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统一思想，建立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一统实现政治的一统；其二是维持中华民族领土的统一，通过地域的一统实现民族的一统。文化的统一和地域的统一，都是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

——张践《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中说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材料   钱穆对汉武一朝这样描述到：武帝英年即位，只十七岁。即锐意革新……这时候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第二为博士设立弟子员；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从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常时的又一进步。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材料一   汉高祖和吕后主政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成就斐然。国家从立国初年“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普通的民众从“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到“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宇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70多年的经济恢复使汉帝国完成了国富民富的任务，成为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其后汉武帝将汉朝推上顶峰的物质基础。

材料二   作为汉武帝时期杰出的财政专家，桑弘羊思想的出发点是通过在财权方面强本抑末，达成在政治领域的强本抑末的最终目标。在桑弘羊财政政策的引领下，国家开始正视商业领域的大量财富，并突破对商业半鄙薄、半忌惮的心态，直接从商业领域获取财富。桑弘羊也极力支持政府直接参与部分行业经营，将部分暴利行业纳入国家财政，即盐铁酒和货币生产发行的直接垄断，政府官营商业参与市场竞争（平准均输）公田官营、边疆屯田等。这虽有弊端，但事实上也做到了“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赵德馨、唐艳艳《汉帝国何以由富国变为强国——桑弘羊经济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