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末社会动荡，“人口流移，考详无地”，察举制所依赖的乡里清议失去了社会基础。那时，选官多操纵在地方大族名士手中。他们交结朋党，严重干扰了人才选拔。自曹操开始，尝试新的选人方法，曹丕继魏王后，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颁制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既继承了两汉乡里评议人物的传统，又将评议权收归中央，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第7课《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材料二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的推广，使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地位，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地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随着唐代门第制度的废除，大量寒门子弟凭借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科举时代。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为了重建国家制度和秩序，针对科举制度之种种弊病，不断予以矫正。建隆三年下诏规定：“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且“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以切断座主、门生的利益纠结，殿试制度确立之后，恩归君主。建隆四年，再次下诏，废除“公荐”制度，权贵豪门借助“公荐”，最容易上下其手，操纵科举。同时创设了全新的“给食”和“特奏名”，所谓“给食”，即为赴京考生提供食宿费用，以收取新归附之地士心；“特奏名”即照顾录取年龄较大且屡次落榜的考生。到太宗时期，取士人数明显增加，改革举措也更为大刀阔斧一些。首先，放松了对门第的限制，工商之子，亦能入仕；其次，加重了科举题目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另外，推出“锁院”和“糊名”制度，士人在科举中的黜落与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摘编自诸葛忆兵《论北宋初期科举制度之变革》

材料一：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的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即，一律按才学标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唐朝普遍实行科举制，凡举士，皆重考试。由此，九品中正制度被完全废止。通过科举考试，一些家庭出身低微的士人也可以中举，可与世家大族、官言人家通婚，重视门第出身的风气越来越衰落。这是中古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唐末以来，“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造成以黄巢为代表的落第进士起兵反叛的历史教训。

——综合自樊树志《国史概要》、邓之诚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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