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32年的议会改革，将选举权从身份资格转向财产资格，改革后的选民人数从总人口比例的2.5%增长到3.3%；中等阶级主体获得了选举权，进入到政权体系之中。英国的贵族寡头制度开始分崩离析，资本主义民主大厦的根基建立起来，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方式来推行政治民主化，演变成为英国的一种传统。改革大门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上，英国在1867、1884和1918年继续进行了议会改革。

——摘编自刘金源《议会改革与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1906年，清廷“仿行立宪”的谕令颁布后，编制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递交了组建新式中央政府的方案：设立带有议会性质的资政院，掌立法；裁撤内阁与军机处，组新内阁，设十一部，“行政之事专属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这一方案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故而要求编制馆遵行“五不议”，即：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中央官制由此逐渐厘定。

——摘编自徐爽《1901-1911：旧王朝与新制度——清末立宪改革述论》

（1）据材料一概括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的成效。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清末立宪改革的主要特征。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两国改革不同走向折射出的历史启示。

材料   清末为拟定新学制，启动了由官方委派教育团赴日考察活动。罗振玉在考察后提及日本教育值得注意之处是“体育与德育知育当并重”；项文瑞特别介绍了日本学校体育中的远足旅行，认为学生“久习远足，经历高山大川之险，可以适应恶劣环境，从容应对战时状况”。创办于1907年的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在《远足日记》记录了他亲自带领学生前往松江一带的远足，沿途参观明强学堂、养正小学等众多学堂，了解不同学堂的教育宗旨。在参观新民学堂时，导引者李景馥、杨学材“从容进曰”“肃然举手”“为礼别去”等导引举止，“不卑亦不亢，得交际之道，诸生识之”。1908年龙门师范学堂高等小学校三年级学生姚元鑫在《龙华远足记》中提到，行经上海法租界时，被禁止奏乐，“名为租地，实为割地，吾同学对之不得不怒也”。1908年山阴县学堂远足时游大狮山灰石岩，考察“灰窑实验制灰之法”。20世纪30年代，远足被正式列入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

——摘编自孟爱云《清末“癸卯学制”下新式学堂的“远足”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北宋《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吕氏乡约》的宗旨在于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要求乡民按照“长幼有序”原则遵守相关礼仪规定，列举了酗酒、赌博、斗殴、失信、造谣等不良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选编自侯少龙《传统乡约与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治安问题，除了依靠保甲制度监督外，主要是依靠作为州县官助手的衙役来维系。地方官可以雇佣比编制多得多的“白役”以供驱使，“白役”事权重叠，以维持治安为主的街役常被交予催收钱粮等杂务。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巡警部。（后设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专门负责警察队伍的创建与管理。警察按。照等级对应享有相应的薪酬。对所辖警察的言行有详密的规范制约，并以《章程》的形式明文规定。地方的警务系统设立和维持的经费由中央向地方财政过渡。清末警制改革有一定成绩，但所需经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民众的盘剥，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的直接冲突。

——摘编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1）根据材料一，归纳传统乡约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警察制度相对于传统衙役的特点，并简析清末警制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