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大量的乡村人口转入城市并最终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一现象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折射。宋代农村人口增多而土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使得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走向城市谋生；与此同时，城市工商业发展较为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自来宫中赈济，多止在城郭，而不及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吸引宋代农民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人口户籍制度的放松也是农民涌入城市不可忽视的因素，北宋朝廷曾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摘编自刘冀徽《从农民人口流动探析宋代经济发展规律》

材料二   宋代的流动人口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地，可称之为经济型流动人口。由于宋代人口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城郭已不合时宜，于是城市开始延伸至旧城郭之。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入数量甚多，还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兴起。经济型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商业活动，促进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满足了人民的各种需要。同时，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城市生活方式辐射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大冲击。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   北宋建立后，浙东沿海地区（越、明、台、温四州）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在此基础上，浙东沿海一带的市镇开始勃兴。据记载，北宋时的越、明、温、台四州市镇分别只有9、3、7、9个，到南宋时已分别拥有53、143、9、81个。北宋熙宁十年，浙江地区设有税务的市镇平均年商税额为3179.4贯，而越州为12082贯，到南宋初年其已增至21652贯。当时，这些地区的酿酒业、造纸业、印刷业、皮革业、制漆业、竹编业、制扇业等都相当发达。北宋时，全国市舶司收入最高额为63万贯；南宋时，到高宗末年，就已达200万贯，这其中明州、温州等无疑占了主要部分。在此背景下，温州不仅寺院“庄严冠于二浙，焚修闻于四方”，而且“士气浸盛”，至南宋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摘编自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等

材料一   宋朝政府虽积极采取招徕蕃舶、鼓励贸易的政策，但为了保障抽解和博买，防止商税透漏、走私贸易及重要物资外流，仍实施以防范和限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如宋朝政府对辽、金、交趾等，禁通海上贸易；禁止中国商船擅自搭载外国人入宋；禁运铜钱及军用物资出海；禁止与蕃客私相交易；等等。因以上诸般禁防，宋政府禁止舶船私自出海，“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凡船出海贸易，皆须申请公凭，经市舶司检验，对于出港不经检验而无公凭者，“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而对于商船从哪个港口出发，从哪个港口返航，皆有限定。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材料二

                  南宋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图

史载，南宋“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嘉定十二年（1217年），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摘编自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