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中体西用”大事年表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愚则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最早阐发了“中体西用”思想。
1864年,李鸿章《上总理衙门书》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是“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主要代表。
1895年,学者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救时策》一文中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次明确使用。
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20世纪初,“中体西用”思想逐渐被边缘化。
材料二:在晚清中国,官方宣导“中体西用”的论调,其隐而不宣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管自身进行怎样的改革,绝不可以触动现政权的统治基础……一个“中体西用”的命题,竟然成为晚清权贵阶层拒绝变革、抵挡世界潮流于门外的借口和绝佳的挡箭牌。
——余治平《“中体西用”:何以纠结,何以沉重?》
材料三:“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