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长城，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就此事发表了他的长城观：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摘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材料二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长城的价值超越了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也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在古代、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有所不同。

——摘编自付瑞红《长城文化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意涵与展示路径》

材料   清军入关前，有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部(包括边疆民族和周边部分国家)问题的政府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廷修订《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 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材料一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社会经济、民族立法、宗教文化等。清朝统治者注重民族关系的调整，清入关以后，世祖把调整满汉关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五年（1648年）又下令允许满汉联姻，特别是康熙朝颁行了崇儒祭孔之令、开博学鸿词科之令、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令等。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亦十分重视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朝觐年班、联姻等。清朝统治者遵循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加强规范。先后颁布了《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律。清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增强边疆蛮夷的素质，增进他们的国家观念。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美国政府利用土地政策刺激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动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重视西部民主政治的建构。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规定：“保证西北领地的人们有信仰自由、比例代表制、陪审制、习惯法特权、人身保护法以及私人契约的保障，禁止奴隶制，禁止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集团（主要指非欧洲移民）的问题，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转而推行“熔炉”政策。“熔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三   治国必治边，强国先强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边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疆不仅具有边疆性、多元性特征，更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特征。边疆的多重样态决定了边疆治理具有多重任务，不仅要稳定边疆、富裕边疆，更要建设美丽边疆、强盛边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吕文利《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