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战后的英国沉迷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策的成功之中，无视自己力量的衰弱和整个体系已经发生的变化，推行了扶德抑法的政策。它简单机械地以为，欧洲力量的天平向战胜国法国倾斜，那么威胁就主要来自法国。这说明，英国在一战后确定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时，仅仅考察了实力关系，而没有认真考虑纳粹德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一战后英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一直停留在维持一种“虚幻”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无视国际体系中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扶德抑法这样一种错误的政策，不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带来了它后面持续的对德绥靖政策，把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拖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中。

——摘编自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材料二   1948年3月17日，法国与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签订《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和集体正当自卫的条约》(简称《布鲁塞尔条约》)并成立五国共同组成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在条约谈判过程1，法国外长皮杜尔指出“只有美国的帮助，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

——摘编自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材料三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交备忘录“有必要从世界政策和战略高度上建立包含美、英、法三国的组织，这个组织应有责任在所有影响到世界安全的政治问题上做出共同的决定……倘若美英两国不接受法国的建议，法国将不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至少也要保留修改公约或退出该组织的权利”。

----摘编自姚百惠《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法政策研究----关于“三国理事会事件”的历史考察》

材料   一战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摘编自卢文璞《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1917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战后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负债累累，割地赔款，在中国失去殖民地租界，由此也扫除了中德关系重建的障碍。1921年，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开始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二十年代”。

——摘编自盂虹《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之初双边贸易额仅为2.74亿美元，2021年已达2351亿美元。机电设备、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各类生活器具等杂项制品是中国出口德国的主要商品，中国是德国机电设备与运输设备的最大市场。截至2021年底，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11836个，实际投入380.9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增长了77%，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了31%。2019年底，德国对华输出技术累计2516项，合同金额862.7亿美元。中德与时俱进地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双边经贸磋商、对话平台和机制。在中欧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欧盟针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也持续不断，并施加严格的技术壁垒限制。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也修订《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并敦促欧盟构筑了审查机制。

——摘编自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50年：成就、问题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