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江岸之船甚夥（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摘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材料二   “南海I号”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近年来，随着“南海丨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中的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大批精品文物出水。“南海1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崔勇《中国“南海丨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等

材料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至元市舶则法》进行评析。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