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约抄写于秦灭六国前的秦简《法律问答》记载，里典（里正）和里老共同负责里中的户口，赋税和治安。其中，里典被称为“率敖”，指乡里豪强财力、能得众人拥戴之人。最迟抄写于秦灭六国前后且晚于《法律答问》的秦简《尉卒律》规定，“置典、老，必里相谁（推）”，且典、老由里中年长无爵者担任。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治理》等

材料二   晚清宝坻县档案显示，县级以下的乡保是个关键人物，每个乡保平均管理二十余个村庄的赋税征收和司法事务。他们是不带薪的准官员，由地方提名，经国家批准确认。乡保一般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他们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上，具有两副面孔。

——摘编自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材料三   《周礼》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比、联等都是在血缘性聚落或居住区内编排的地域性组织。历代乡里制度，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声称遵从《周礼》确立的乡里制度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问题：

材料一   西周内服“王有”土地及附着其上的口众，由王朝有司直接管理；外服土地、人民，则由各地诸侯代为治理。城内设“里”，“里”内各种事务由里君负责；城外的农村聚落则设置“邑人”或“师”之类的专职人员加以管束。严格意义上讲，周王朝控制的区域仅为若干个都鄙群的复合体，一个城邑加上其周边若干个居民点，便构成一个都鄙群。按其功能与政治地位归类，至少有一级、二级之分，甚至还存在三级都鄙群。王朝政府所掌握的治内人民的数量、生死、往来等情况，是通过司民、司徒等有司对各项数据加以统计而得来的。《善夫克盟》曾提到，周王命令尹氏僚属史趁对善夫克家族内的农业依附人口造册登录。

——摘编自陈絜《西周王朝如何进行基层治理》

材料二   宋代地方实施保甲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宋史·兵志》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同时，保内实行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蛊毒等，“知而不告”，依律处置。此外，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体制内外的官员与士绅也长期在乡里践行着恢复“三代圣王之治”的尝试。北宋吕大钧撰写《吕氏乡约》，建立一个以道德修养为主要目标的基层自治组织，之后逐渐德润乡里。

——摘编自王文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宋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等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则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社会流动的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材料一   自秦统一后，中央政府就采取郡县制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管控，由此形成中央——郡——县—乡—亭—里等九级金字塔结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主要有三方面优点：一、从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看，尽管乡里制度名称繁多，但乡里制度是一脉相承、有所遵循的，它始终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组织制度而存在。二、从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看，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一种整体性治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与村民群体共同致力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克服政府单一主体“碎片化”治理带来的各种缺陷，提高了乡村社会的管理绩效。三、从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网络看，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共同贯穿于管理过程始终，对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材料二   俄罗斯地方治理除了以当地居民直接参与的方式外，还由地方自治机关来实现。地方自治机关由当地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地方自治机关享有立法、财税等广泛职权，国家对地方自治进行必要的监督。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是比较彻底的地方自我管理形式。但是俄罗斯曾经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尽管关于地方自治的立法越来越完善，但实践中地方自治经济基础薄弱、旧的官僚体制陈弊和公民自治意识淡薄给制度的实施造成了极大阻力，使得地方自治制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出现比较严重的脱节，成为俄罗斯地方自治的特点之一。

——摘编自刘松柏何成刚梁晓东《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