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其一曰：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欧阳修《新唐书》

材料三 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材料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和名称等于魏晋一致。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和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使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一大创举。三重城围都城行制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都城前朝后市的布局。开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和隋唐长安城宏大整齐之先河。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一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淹没在宗族体系之中。秦自商鞅变法后，确立了以夫妻为核心的两代层结构小家庭。它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是户籍的最基本单位，在经济上成为一个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实体，在伦理上又是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中，分散的个体小家庭成为社会政治的出发点，在一定范围内的家际关系也由原来的充满血缘情感而变为浓厚的地缘社会政治色彩。

——整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二   北魏建国之初，由于刚由原始社会脱胎不久，在婚配上尚带有原始的遗风，部族内部通婚现象仍广泛存在。孝文帝即位不久，就诏令禁绝同姓相婚，令下后如仍有犯者，处以绞刑。他认为北魏社会，由于婚嫁越轨，使“贫富相高，贵贱无别”的等级不分明状况愈来愈严重，为此，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等士族与百公伎巧卑姓为婚。除此之外，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5个皇弟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室女大约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于是，鲜卑族王室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改编自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

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