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武昌起义打响的这一枪，应该说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让清朝退位，我们就结束，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

——摘自傅国涌《谈出来的民国：回望1911年辛亥革命》

材料二：地主士绅势力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农村的直接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打击的对象。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地主士绅势力在辛亥革命中竟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基层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有的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有些人却从中捞取了很大的好处，有人对江苏、湖北三十八州县的57位实权人物的个人成分作过分析，其中士绅与立宪派、旧官僚合计为44人，占77%以上。

摘引自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

材料：慈禧作为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开启了新政改革的闸门，此时，顽固派的抵制非常微弱，革新派可以放开手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1903年10月，慈禧批准了张之洞、袁世凯的会奏，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都以科举考试为重要途径，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它体现了清政府改革的决心。当立宪派向慈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也得到了慈禧的积极回应，虽然慈禧准备实行的立宪是保守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对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摘编自杜以同等《论慈禧的改革与守旧》

德高望重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元老。他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就渡过了波澜壮阔和跌宕起伏的一段人生，是近代中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见证人。

董必武年谱

——摘编自《董必武选集》《董必武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