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社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和欧美军事力量的碰撞显示出农业社会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工业化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从欧美模式中汲取灵感以解决因国内不满和外国入侵给他们带来的统治危机。……但改革计划在不同国家效果也截然不同，在俄罗斯和中华帝国，保守的统治者有能力限制改革的范围：虽然他们大体上支持工业化和军事改革，却扼杀了可能威胁他们社会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在日本，反对派倒幕运动的成功，使改革者有机会进行比在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更为彻底的改革计划。到20世纪早期，在明治维新领导人所实施的改革的基础上，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革命风暴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大体上说，19世纪末亚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以改良运动为主要内容……这些改良活动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对于唤起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有效准备阶段。20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亚洲进入列宁所说的觉醒时代。

——金重远主编：《20世纪的世界一百年历史回溯》

材料三：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1919年5—11月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农民从事打工等副业活动较多。

材料：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减少导致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加之税高赋重，农民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并努力寻找增收机会。地主经济和部分富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农民受雇于地主及富裕的同村人，既能在农忙时从事田间劳作，又能在农闲时赚取额外收入来交纳赋税和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副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有益补充的作用，较之农业，副业表现出相对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同时，部分富农成长为企业家，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破坏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接触村外世界和从事非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自我觉悟。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副业发展管窥》

材料 俄国村社制度是中世纪后自发形成的，并在 19世纪中叶前的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村社的土地由成员共同拥有，依据内部约定俗成的惯例在成员中定期平均分配，强调平均主义。村社管理分为两个层面，"立法"层面是由村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的"长老会议"制度，日常生产生活管理层面的最高权利机构是村会，由村内各户家长组成。……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村社组织的官方机制得以强化并占据主导地位，村社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二元职能逐步消亡。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世界依靠集体主义的团结一致精神强行支撑运转的传统被打破，在思想观念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农民独立个性意识的增强。

——摘编自范鹏，陆雷《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