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止“田里不鬻”。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郡国的管理，把全国除了三辅、三河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成了十三个州部、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负责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

材料三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钱穆《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唐高宗在位期间（650-683)所举行的22科共取进士578人，平均每科26人略多。龙朔三年（663)，以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知贡举，思恭泄漏进士策问题目，案发，经三司审问，“赃污狼藉”，原来是贿买考题，于是“命西朝堂斩决”，由于董思恭临刑告变，于是免予死罪，改判为流放南方偏远的梧州。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例科场案，预卖考题要处以死罪，于朝堂斩首处决，量刑可谓极重。因此说“高宗时，进士难其选”。

材料二  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下诏废止了中唐以来知贡举官与及第考生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的习惯做法。乾德元年（963)，又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编者注：通榜公荐法是唐代科举中制度所允许的推荐考试的办法，即知贡举官将赴贡院之前，中央台阁大臣可以向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具有才艺的举子），违者重置其罪。”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材料一

       科举制的兴起有其内部与外部的深层逻辑。就内部而言，它是人类人才选拔活动内在 发展规律驱动的必然结果，即由“推(选)举——推(选)举并考察——规范化考试”的不断追 求科学、公平与效率的历史选择……到隋朝再次一统天下时，在经济上， 一方面实行均田制 和租调制来减轻农民的生产压力，另一方面又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查户口的 措施，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由此，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为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官僚队 伍提供了物质可能。而为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吸纳寒族俊才进入统治集团，彻底改变领主 经济统治时代世家大族垄断仕官途径的时机已经成熟，符合地主经济发展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应时而生。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在士族门阀庄园经济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发展 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摘编自李木洲《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

材料二

       中国古代社会在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国家官吏的尝试之 后，发现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围绕官本位争夺权力这一政治中轴展开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冲 突。虽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比世袭制更进一步，选官以后天资格取代先赋资格，但久而久 之，就会加剧地方望族大姓和地方士族势力的膨胀，加上其他政治和社会原因，最终引发了 汉末三国鼎立的百年大乱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但自隋唐之后，中国人把科举考试推上解 决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舞台后，使得围绕官本位展开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走向了有序、规范并可 以调控的道路。此后，中国约1300年的政治冲突转变为一种在公正、公开、公平旗帜下展开 的考试竞争冲突。

——摘编自张宝昆《科举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