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央苏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开创出崭新局面，关键得益于党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保障了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的劳动力配给。截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建立1100多个消费合作社，切实解决群众面临的衣物、粮食、看病等方方面面的实际困难。党从中央苏区国家治理实际需要出发，开创性地建立了以宪法大纲为主体，包括130多部法规律令的新型法治体系。

——摘编自人民网《中央苏区时期国家治理的实践探索》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现代革命思想和国际革命文艺的刺激下，结合大别山区浓厚的民歌传唱传统和现实的革命需求，红色歌谣应运而生。如动员工农革命的红色歌谣《劝五更》：“一更里劝劝工友们劝工友大家来革命，团结要结紧，加工资，减时间，生活有保证。”宣传苏维埃政策，号召群众移风易俗的歌谣《妇女诉苦歌》：“封建礼教真可恨，穿耳缠足损人身，政治权利剥夺尽。”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设美好新生活，“穷苦农友们，赶快要觉醒……妇女团结起，斗争求解放”。

——编自瞿萍、张贤裕《从红色歌谣看鄂豫皖苏区的基层治理》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

材料：

图3 1931年江西工农银行壹元券 图4 1931年鄂东银行贰串文券

注释：图3左右文字：“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图4文字：“打倒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维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根据地货币设计蕴含的历史信息，并指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