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宗族制度，到了东周时期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最开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而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逍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总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革，中华文化开始勃兴，古圣先贤纷纷著书立说，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各陈其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材料二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