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

材料   晚明礼教藩篱分崩离析，传统的等级秩序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受到来自各方社会力量的冲击。王夫之认为，天下存在着“大公至正之是非”，“匹夫匹妇”有时也能知道这种是非，而且圣人也不能违反。但从根本上说，“君子之是非”终究不同于“匹夫匹妇”之是非，甚至不与“匹夫匹妇”“争鸣”。君子“以口说为名教”，所以君子的是非一出，“天下莫敢不服”。与明代士大夫重视言官不同，清初的士大夫开始对言官的职资加以反思。王夫之所信奉的是《易经》中的说法，即“乱之所由生，则言语以为阶”，借此希望回复到原本言无专官的时代。王夫之当然也肯定“公论”在朝政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公论应该是“朝廷之柄”，而不应由外臣掌握。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