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徽商是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从书本中学习文化知识，而且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从实践中学习提高经商技能。徽商在异地他乡立足发迹，讲道义、重诚信是最核心的因素。微人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域聚居，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是结成商帮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等都有很强优势。

——摘编自膝祁源《徽商兴衰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   “讲道义”“重诚信”“重视科举和功名”等价值观的形成对徽商事业的发展和成败十分重要。良好的商业信誉使徽商能够在竞争中取胜。然而，徽商经商的指导思想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求利”，这限制了他们不断追求利润的精神。许多徽商当其积有余资，往往撤业而归，或自身“弃贾归儒”，或延名师督课子弟业儒，使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商业经营，转瞬之间化为乌有。

——摘编自张俊《试探徽商价值观形成的动因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徽商崛起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徽商的价值观。

材料 中国在16世纪以来累积了不少白银，何以中国没有本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中国人数千年来以农为本，富有的人家，即使是晋帮、徽帮的巨商大贾，积累了资金也不投资制造业，而是置田买宅，他们都以土地为最主要的资产，所谓“取之以末，守之以本”……中国民间没有长子继承制，男性子嗣都有分家继承的权利。经过两代的转移，若以一家三个男孩为准，原有的财产已分割为九份，三代之后即是二十七份，积累的土地已成为许多小块。工业革命的诱因也就不存在了。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提取材料中的部分或全部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清晰）

材料   雍乾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基本上沿用明代以来的农具，如犁、耙、镘、香（锹）、铧、铁搭、田荡、长镜、钱铲、锝、耨、钼等，但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这些农具较之明代都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如这时的犁与明代的相比，部件减少，操作更加方便；铧的面积缩小，减少了耕作阻力，犁壁扩大，增大了耕作幅度，提高了耕作效率。在南方，如松江府的农业生产，普遍使用耕牛；在耕耘除草技术上，实行“三耘”。他们宁愿“少种多收”，也不要广种薄收。史称：种稻，“南土多收两熟者，上熟厚下熟薄。上熟移秧栽芸如他处早稻，六月中旬获，先十日撒种禾下，获去上熟，下熟秧长四五寸，以锄芸之，如治早种法，八月秒获，仍种大麦名三月黄者”。这是二稻一麦轮作复种一年三熟制，土地的利用率提高至300%｡

——摘编自《李龙潜明清经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从17世纪后期开始，茶叶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的龙头。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商获准来华贸易。于是，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和两湖地区购买大批茶叶，经水路至汉口集散，再向北经水陆运输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的“外商”运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在恰克图贸易开始之际，参与茶叶贸易的华商以晋商和蒙商为主，后来则几乎完全由晋商垄断。晋商在关内的大本营张家口，在明代原属贫瘠荒凉之地，物资稀缺，人烟稀少，但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商贸聚集的重镇。

——摘编自刘再起《晋商与万里茶道》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完全依赖中国的局面结束了。1887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被印度超过，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到90年代，福州、皖南等茶叶产地依托民间力量，相继引进茶叶制造机器，形成了一个建立制茶工场的小高潮。与此同时，较具规模的茶叶改良公司也开始出现。1897年，中国最早的农业科技杂志《农学》创刊。在最初两年里，该刊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占据了最大篇幅。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摘编自李长莉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材料三   二战后，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呈现多极发展的趋势。随着西欧国家的实力开始制弱，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相应地，印度、斯里兰卡茶叶出口一统天下的局面和英国进口大国的地位均发生了动摇。随之而起的是亚非地区的肯尼亚、越南、印尼、乌干达等国的茶业崛起，并成为新兴的茶叶消费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业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茶叶生产量超过印度，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的产茶国。目前，中国茶叶内销市场旺盛，出口贸易在总量上基本保持世界前三的位置。此外，俄罗斯和美国成为新兴的茶叶进口大国。

——据盛敏《千年脉动：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与茶叶出口贸易》整理

材料一   北宋水路运输情况表

——据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整理

材料二   据顾炎武的书籍记载，太湖上的船舶种类众多。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政府为了向长江流域过往船只收取税金，向湖广省的金沙洲以及江西省九江府派遣了负责税收的官员。成化七年（1471），明朝向长江流域的安徽省芜湖、湖广省的沙市以及长江河口以南的杭州也派遣了对商品流通征收税金的官员。以九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自18世纪中叶起，每年大概有4万只帆船通过。

——摘编自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