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个人

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入侵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启动早期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在本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近代留学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据李喜所《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依据材料信息，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解读近代中国留学青年对现代化的探索之路。（要求：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张之洞被誉为晚清“第一通晓学务之人”，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摘编自苑书义《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近代张之洞教育活动”，自拟论题，进行评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

1874年《申报》刊文《论西国治蚕茧法》，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

1881年《申报》又刊出《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开始从中西“官”“商”关系的不同来探究中西生丝产销的差异。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受“官”之保护，只要对振兴输出有利，“官”即尽心竭力加以培育，以供“商”之利用。反观中国，“官”“商”却是背道而驰。要想振兴贸易，就必须改造迄今的“官”“商”关系，使官、商结为一体，互为助力。

1882年，《申报》发表《机器缫丝说》，论证引进国外机器缫丝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机器缥丝，诚哉事半而功倍矣。华人其亦多养蚕以供机器之用，而益裕其利源也哉。”发表《观缫丝局记》，以实地考察丝厂生产的游记形式，记述了公平缫丝局的规模、设施、原料储备、生产过程和管理状况，意在说明“该公司必有蒸蒸日上之势”。引起强烈反响后，又趁热打铁，发表《缫丝三利说》，以公平缫丝局观摩者答复友人提问的口气，宣传新式丝厂的“规模恢廊”“布置周密”“机器灵捷”和“立法美备”，以破除社会上对投资或举办机器丝厂的犹疑和观望心态。

1887年，总理衙门发出上谕：“令民间置办机器缫丝，不必由官经理”，大力推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

——杨中华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

结合时代背景，评述《申报》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

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材料一   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沿用衙门机构的职务称谓，管理机构以及运作方式也照同衙门。对于聘用的洋员，创办者张之洞让他们主要负责技术，行政管理则由中国人负责。对于数量较多的工人的管理，汉阳铁厂也采用了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工头制，即由工头（资深工匠）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人，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应付和完成本部门生产中所有最重要的技术操作工作。

——摘编自张忠民《汉阳铁厂早期（1890—1896）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二   1896年6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当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亏损严重。郑观应说，“铁厂要务，首在焦炭”，主张用机器采煤，同时建议修筑萍乡到株洲之间的铁路，如此“可望运费减，煤价廉，且不致小船装运迟滞，沿途偷卖，侵沙灌水等弊”。郑观应针对铁厂纪律松弛的现象，制定《汉阳铁厂厂规》30条。他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郑观应任期内的汉阳铁厂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1893—1896年汉阳铁厂的总产量。

——摘编自杨华山《郑观应与汉阳铁厂》

材料一   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查和了解，并译介、出版关于西方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珍贵资料，它的出版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但对后来知识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改革思想，甘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圣，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要求“博采西学”。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全面改革是必要的。这些主张超出了当时思想界和以后洋务思想的水平，直接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先导。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