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继续实行唐高祖确定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他总结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真切地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政比较谨慎。他鼓励臣下指摘君主过失。开怀纳谏，目的是避免政治上的过失。他懂得澄清吏治的重要性，注意精兵简政，重视刺史、县令等“亲民之官”的人选，使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农民也能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安心生产，度过了贞观初年的经济困难，他还对少数民族采取不歧视的开明政策，使胡汉各族平安共处。

唐太宗晚年的政治已经不如即位前期，显得有些刚愎自用、志得意满。贞观十八年到二十二年三征高丽，明明是劳师远征，却妄称以逸待劳，必胜在握。他认为太子李治仁弱，急于替儿子解决周边的安全问题。此外，还大兴土木营缮陵墓宫殿。长孙皇后和徐贤妃一再劝谏，他只是表面善其言实际不听。房玄龄为相22年，临终上表阻征高丽，他也不听。还对魏征起疑心，令人扑倒磨去自己为魏征作的刻石碑文。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