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依据波茨坦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8月13日)

材料二   日本战败之际，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8月10日，美国政府下达指令：利用日本军队作守备队，阻止共产党前进，以待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送到华南并把美国海军调到中国海港，15日，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求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大力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华北、华东，美国军队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10月下旬起开始助蒋向东北运兵。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摒弃前嫌，与中国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浴血抗战，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

——摘编自徐峰《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的四大战略作用》

材料二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多次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全国很快形成抗日反蒋浪潮。这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转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全面反日浪潮前，蒋介石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不得不考虑打起民族斗争的旗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抵御外辱、捍卫民族独立成为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最迫切任务。英美等国从其本身利益出发，采取了支持国共合作的立场，不能不影响到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这就在客观上为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支持，积极赞同，也是国共合作形成必不可缺的条件。

——摘编自郑旭东《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原因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