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时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在任）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新中国领导人对民间外交一贯非常重视，并且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提出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开展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与时俱进地指导了民间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苏淑民《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一：二战结束后，美国片面制造对日和约，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和在亚洲区域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遭到严重的威胁。1952年10月2 日至12日，由中、苏、朝、蒙、印、日、澳、智利和墨西哥等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摘编自郑谦、庞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一卷(1949——1956)》

材料二：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郑重宣告了中国的主张，即“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在亚太和会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国作为东道主，主动倾听并尊重各国与会代表的意见，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逐步探索并确定了以平等协商凝聚各方共识的会议规则。亚太和会的筹办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使各国代表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好客，有力地粉碎了各类恶意丑化中国的谣言。亚太和会的举办，为新中国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摘编自徐伟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材料  从总体来看，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建国以来到7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饱经风浪。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爆发，从中苏关系恶化到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可谓一波三折。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保持了日益拓展的势头，先后于1949—1950年、1955—1964年、1970—1975年形成了三次建交高峰。截至1978年底，已经有116个国家同中国先后建交，占当时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多。其中1971年10月，中国经过多年努力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有这些成绩，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制度具有高度合理性，也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绩效所在。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