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据吴晗《明史简述》《吴晗论明史》整理

材料二   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美】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材料三   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成祖迁都北京，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解决了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使"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

材料一：明朝建国之初就特别重视监察制度建设，具体做法有织密监察网络，保持监察权的独立性，加大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一方面将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使监察纠劾的业务能力提升。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这些人与都察院的领导有上下级之名，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实，并拥有直接给皇帝写估纠弹的权力。他们如候鸟一般，往来于祖国的天涯海角，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巡视巡查制度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仿汉、唐事例，与都察院并行设置独立并行的六科给事中，其重要职权是封驳六部文书，对朝政拾遗、补阙，即便是皇帝的命令，只要认为不合理也可以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摘编自陈思思《中国古代监察群像》

材料二：在明朝的270余年中，特别是明王朝早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监察官，他们忠直敢言、持正执法，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往往不惜付出血的代价。然而，明王朝的监察系统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那般，始终逃脱不了异化的历史命运。而异化了的监察体系无法纠正官场弊政。

——摘编自江军《浅析明朝监察制度的成败》

材料一

明代的统治阶层认为，巡按是代表中央监督地方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明太祖说：“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在中央，明代巡按的选拔、遣派、考核都由皇帝直接负责；在地方，还设有专门的衙门，不受布政司和巡抚的管辖，会同巡抚行使监察人事司法之权，巡按对六品以下的官员还可以直接问拿。明代还建立了以卑临尊、岁一更替、任职回避等制度，并通过严格的考核加强了对巡按御史的管理，仅在英宗时期，就对25名巡按进行了指控。明代时期，在地方设立的按察司与巡按的按察司制度相互配合，双轨并行，形成了明代独特的监察体系，在监察地方吏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赵京京《明代巡按制度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材料二

顺治元年（1644年），虽然沿袭明朝巡按制度，并“许巡方御史不时纠劾”之权，但顺治帝也一再声称，巡按御史“贪婪掊克者甚众”，甚至每有巡按贪赃枉法，便有满族官僚借端倾陷汉人大臣，致使满汉官僚尖锐对立。顺治十一年（1655年）四月，郑亲王济尔哈郎还以奉差官员随带员役、马骡、廪粮草料等项甚多，直省地方频年水旱，供应艰难为由，提出暂停派遣巡按的意见。顺治十七年（1661年）六月，都察院又以云南用兵，粮饷不足，请停巡按御史。

此后，顺治帝令大臣具奏，从而引发了一场巡按废遣之争。清初著名史家谈迁在论及顺治罢巡按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顺治十二年（1656年），都察院左督御史龚鼎孽力请恢复巡按，但“满人不以为然”。

——摘编自林乾《巡按制度罢废与清代地方监察的缺失》